14日出生于南京。1950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；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；1984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副研究員、研究員；1986年赴美國任哈佛大學注冊訪問學者；1990年受聘為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，講授研究生班的微觀經濟學；1993年從社科院退休，與其他4位經濟學家共同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，并任所長、理事長，現為該所常務理事。

　 在中國，一提起經濟學隨筆，人們自然就會想到茅于軾。10年前，茅先生的一部《生活中的經濟學》，通過對美國市場的考察，闡述了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，該書一版再版，幾乎成了經濟學隨筆的代名詞。隨后他又推出了《中國人的道德前景》、《誰妨礙了我們致富》等著作，在國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。他不滿足于已有的成就，一直筆耕不止，最近又出版了《我所認識的經濟學》、《經濟白話》、《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》等著作，這些著作大多以經濟隨筆、演講錄的形式，對農業、入世、自由、道德等一些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進行探討，他的許多觀點非常引人注目，他的文風恰如一句古詩：“潤物細無聲”。茅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，也是已故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的侄兒。日前，記者就新近出版的《我所認識的經濟學》、《經濟白話》等書采訪了茅于軾先生。

　 隨筆的形式不拘泥，可以在某一方面探討得深一點

　 記者：在國內經濟學家中，您是較早以隨筆的形式來闡述深奧的經濟學道理的。如果說，《生活中的經濟學》是通過“對美國市場的考察”來說明市場經濟是如何運作的，是“借別人的火烤自己的肉”，那么，《我所認識的經濟學》、《經濟白話》更多地聯系了我國當前的經濟生活，帶有“熱氣騰騰”的現實生活的印記。請您談談用隨筆的形式講述經濟學有什么好處？這種形式與現在報紙上鋪天蓋地的經濟時評有什么區別？

　 茅于軾：隨筆的好處是比較隨便、貼近日常生活，不需要非常嚴謹，文章不必寫得四平八穩，而時評要盡可能減少漏洞，能照顧到各方面。隨筆的形式不拘泥，可以在某一方面探討得深一點，盡管它有時候會有片面性，但對大家了解經濟學、用經濟學的方法來思考問題會有很大幫助，我寫經濟隨筆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普及經濟學知識。

　 記者：我常聽到這樣的觀點：經濟學講的是大道理，對實際生活并沒有多大用處，您同意這種觀點嗎？

　 茅于軾：經濟學知識能否幫助經濟發展，歷來有兩種對立的意見。然而，即使是持否定看法的經濟學家也多半對政策分析有興趣。只有那些經院派的“經濟學家”，他們的知識遠離我們的經濟生活，政策出了天大的錯，他們也心安理得，大多數經濟學家是關心現實的經濟生活的。對于普通百姓，雖然他們并不參與政策制訂，但他們是政策的作用對象，懂得政策和不懂得政策對政策的執行，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更何況關于產品質量、市場規則、競爭的參與等，都直接關系到普通百姓每時每刻的活動。普及經濟學知識將有助于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的提高。

　 自由是人類共同追求的，我們應該徹底扭轉對自由的誤解

　 記者：我在讀您的這幾本書中發現，您用了很大的篇幅談論了有關經濟自由的問題，比如說，“如果你愛這個人，你首先不要干涉他的自由”，“自由，才能提高經濟效率”，“無端地干涉個人自由，代價慘重”，等等，這些看法能不能說是您對經濟學的核心理解？

　 茅于軾：是的。應該說，真正懂得經濟學的人，基本上都是崇尚經濟自由的經濟學家。計劃經濟是最沒有自由的，主張計劃經濟的經濟學家，我敢肯定他不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。自由，才能提高經濟效率。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自由經濟，反過來說，政府管了不該管的事，就破壞了市場經濟。在我們國家，一些人對自由有一些誤解，他們把自由等同于為所欲為。應該說，自由是人類共同追求的，我們應該徹底扭轉對自由的誤解。自由不是為所欲為，自由是每個人擴大自己自由而不侵害其他人的自由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？森寫了一本《發展就是自由》，認為發展就是自由，使全世界對自由有了更深的認識。其實，好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，如弗里德曼、哈耶克等。我們國家進行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，就是不斷地朝經濟自由的方向發展。

　 道德問題歷來是經濟學家所關心的，道德的實行應該有利于大眾

　 記者：我發現，您對道德問題也非常感興趣。在《我所認識的經濟學》中，您多處談到了道德問題，并且您還專門寫了《中國人的道德前景》一書。而道德問題通常是由哲學家、倫理學家來研究的，作為一名經濟學家，您為什么要關注道德問題？

　 茅于軾：其實，道德問題歷來是經濟學家所關心的。經濟學要解決的問題是尋求社會致富之道。幾代人研究的結果表明，社會要想富，首先要每個人都去追求財富，同時要有一個公平的市場規則，而這個規則，除了靠法制，還要靠道德來約束。正因為如此，從最早的亞當？斯密和馬克思，到近年來的哈耶克、布坎南，都有許多討論道德的著作。我論述道德問題的基本點也是從經濟學出發的。從表面上看，道德似乎與利益相對立，但是道德的實行應該有利于大眾。這就是道德的功利主義解釋。我討論道德問題，就是想討論在市場經濟中什么是對的、什么是錯的。特別是要說明為什么個人追求自利是對的，以及它的界限何在。

　 我的特點是把經濟學更加平民化

　 記者：有人曾經把京城經濟學人分為10類，即決策經濟學人、會議經濟學人、方案經濟學人、講壇經濟學人、課題經濟學人、綠卡經濟學人、公司經濟學人、民間經濟學人、諸侯經濟學人、報章經濟學人。您同意這種劃分嗎？您自己又屬于哪一類？

　 茅于軾：我看過那篇文章。我是獨立的、自由的經濟學家，我的特點是把經濟學更加平民化，糾正社會上一些人對經濟學的錯誤認識。在研究學問上，我對自己的要求是，不僅要掌握教科書中的定理，還要找到可以說服自己的生活例證。

　 記者：經濟學家給人的印象往往是“只知道與金錢打交道的俗人”。您曾經在山西做過一個小額貸款的扶貧活動，有人說，這體現了您那老派知識分子“達則兼濟天下”的胸懷，也有人說，僅一個人為道德奔走，并沒有太大用處。您又是怎么考慮的？這是一個經濟學家的責任嗎？

　 茅于軾：當然不是。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有幫助別人的想法，我是一個經濟學家，我就用我的特長來幫助貧窮的人們。

　 我在山西做了一件扶貧的事，雖然事情很小，但做了好多年。我收集了一些錢，拿到農村去做小額貸款，從幾百塊錢發展到了十幾萬塊錢，那么一個小村莊，有了這個錢，就解決了很多困難，所以是很受歡迎的。后來，我又開辟了幾個點。這只是一種扶貧的試探。《我所認識的經濟學》茅于軾著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